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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绿叶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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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转载】横空出世: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10)  

2017-05-06 20:07:17|  分类: 毛泽东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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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空出世: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10) - 九毛九 - 九毛九的博客
 
第10章 毛奇将军锋刃初试

1、

       1917年11月中,担任一师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组织学生志愿军,面对军阀溃军,成功组织了一次军事护校斗争。这是后来成为伟大军事家的毛泽东第一次涉足军事。


  原来,在护法战争开始后,驻守长沙的北洋军阀傅良佐,被桂军的谭浩明击败赶走了。一时谭浩明的军队还未进长沙,长沙城里只有一些维持日常秩序的警察。


  不久,北洋第8师王汝贤(贵)的部队,由湘谭、株洲向长沙溃退,长沙城四周秩序顿时大乱。北洋军溃兵三五成群,四处游逛,奸淫掳掠。


  一天午饭后,第一师范学校院里传来一个消息,说是北洋军溃军的一部分,已经到了离一师南端只有两里多远的猴子石一带,只因他们不知道长沙城里面的虚实,所以暂时不再继续前进,到附近的农民家里抢饭吃。


  这一消息顿时使学校当局陷入紧张慌乱之中,有的师生就惊慌失措准备躲到城外的阿弥岭去。


  为了保护学校的安全,曾经有半年军伍生涯的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溃兵的情况。他认为溃兵既然不了解城里面的情况,且又早已疲惫不堪,只要把学校一年前进行过训练的学生军组织起来,联系城里的警察配合,是完全可以阻退溃军的。


  学校当局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他具体负责指挥,组成学生志愿军,“分夜梭巡,警卫非常”。


  因为没有防御工事,毛泽东就指挥同学们把教室里的桌椅统统搬出来,垒做障碍物,准备作战。


  不久,果真过来一些溃兵前来窥探,当他们看到第一师范的学生志愿军戒备充分,壁垒森严,不敢造次就退走了。


  看到溃兵退走,毛泽东认为还可以采取“以弱示强”的办法,主动地打溃兵一个措手不及。


  于是,他组织学生志愿军中胆子比较大的200多人,迅速集合,手里都拿着平时操练的木枪,分成3队,潜伏在校后的妙高峰上,形成居高临下分进合围之势。他又派一些同学去附近警察分所联络,请求他们派一部分带枪的警察,埋伏在学生志愿军的前列。


  傍晚时分,一群溃兵们心慌意乱地沿着铁路向北转移。当他们行至离学生志愿军潜伏的地点不远时,毛泽东招呼警察开始鸣枪,手持木枪的学生志愿兵们,燃放起装在煤油桶内的爆竹,并齐声高呼:


  “缴枪没事!缴枪没事!”


  “傅良佐逃走了,桂军进城了,你们赶快缴枪!”


  惊慌失措的溃兵们听见枪炮啪啪响,一看四周都被持枪的人包围了,还以为是遭遇了桂军的正规部队。由于不明真相,他们举起白旗。毛泽东派人过去交涉,只要缴枪可保安全,并且发款遣散回乡。溃兵们马上全部缴了械,把枪支堆在地上。


  毛泽东组织同学,将缴获的近百条毛瑟枪枝和其他武器,全部抬到了学校里面。当晚,安排一百多名溃兵们都露宿在学校的操坪上,第二天由长沙商会出面出款,将他们遣散回乡了。


  由于毛泽东的出色计划和指挥,阻止了溃兵们进入学校行劫。告捷后师生们都纷纷议论毛泽东,称赞他“智勇超凡”。有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他“毛奇元帅”。毛奇是德国一个很有学问又很会打仗的将军。


  徐特立为有毛泽东这样的学生自豪,他称赞毛泽东“通身是胆”。


  后来中年毛泽东在一次回忆谈话中说,他搞军事,恐怕这才真是平生第一次呢。


2、


       1917年12月24日,一师开始放寒假,毛泽东主持创办的夜校也随之结束。


  毛泽东和方维夏召集教员们,召开了夜校工作总结会,并“请餐两大席”,答谢各教员的义务教育之功。他们还商定,对在夜校里那些“潜心听讲,缺席甚少学生,分3等发给奖品,以示鼓励。”


  毛泽东在这个寒假里第二次出游,他步行来到了浏阳文家市,在铁炉冲陈绍休同学家住了几天。毛泽东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晚上,同附近农民谈心,针对当地没有栽树的习惯,宣传种果树,造福子孙。他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食果。”


  毛泽东还亲自动手栽了几棵板栗树。之后,他又到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昌家走访。


  毛泽东回到长沙,还走访了解了一些长沙市民的生活状况。他的一个本家姑姑毛贵英和姑爹彭华在长沙三泰街开了一家“彭福泰棉絮店”,那是他在一师读书期间经常去的地方。姑妈姑爹没有儿女,毛泽东4岁的远房妹妹毛福清就过继给姑妈姑爹做女儿。


  毛贵英对她这位本家侄儿很是喜爱,只当是娘家的亲侄子一样看待,关怀备至。姑妈只要见到是润之来了,总要给他做些好吃的。毛泽东也把毛福清看作是自己的小妹妹一样,教她识字、写字、唱歌。小福清也总是亲切地叫他三哥。


  这一天,毛泽东来到姑妈毛贵英家,看到毛福清正在缠脚。一双脚被包得紧紧的,像黄瓜一样,就心疼地问道:


  “妹妹,疼吗?”


  毛福清的像火烧一样疼痛难忍,给三哥一问,她的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毛泽东说:


  “那就莫包嘛!”


  毛福清十分为难地摇了摇头。毛泽东知道她不敢对姑妈姑爹讲,就直接找了姑妈姑爹说:


  “缠脚是封建社会对妇女的一种束缚,生成的一双脚为什么要缠呢?一个好人为什么硬要使她变成一个残疾人呢?这个习俗是很残忍、很不公平的。妹妹的脚疼得那么利害,还是让她放了吧。”


  毛泽东能言善辩,直说得姑妈姑爹点头称是,就同意不再为毛福清缠脚了。


3、


       1918年,南北军阀战事又起,张敬尧部队控制了长沙。


  毛泽东回校后,就再次领导全校同学,组织了由他任队长的护校警备队,日夜巡逻,严密警卫学校的安全,使学校得以维持照常上课。


  此时学校来了一位新老师,名叫孙俍工。


  孙俍工毕业于北京高师国文部,他在湖南一师讲授语文学、文字学、中国文学概论、古文选读。孙俍工先生不仅在授课时旁征博引、妙语连珠;而且他的书法飘逸洒脱、笔力遒劲。


  毛泽东对这位比自己还小1个多月的先生非常敬重。


  有一天,毛泽东去孙俍工寓所讨教书法,他欣赏了孙俍工收藏的名人字画和自临的王羲之《兰亭集序》,兰亭集序自古被认为行书之祖。但是毛泽东提出了他自己的想法,他说他觉得行书很容易入门,自己想学习难写的草书。


       孙俍工说:


  “其实,行书比楷书隶书都难。在行书中完成那么多的笔锋的变化,不容易呀。要做到行笔而不断,着纸而不刻,轻转重按,如行云流水,无少间断,方能永存乎生意。”


  毛泽东觉得先生所言有道理,他说:


  “这就是了。行书既变化如此之多,但不知有无章法可循?”


  “有啊!”


  孙俍工说着,取笔在手,在笺纸上写下了书写行书的要诀:“疏密、大小、长短、粗细、浓淡、干湿、远近、虚实、顾盼、错落、肥瘦、首尾、偃仰、起伏。”


  毛泽东恭恭敬敬地收起这“28字诀”。他说:


  “与师一夕话,胜读十念书。孙先生,感谢您了。”


  孙俍工起身相送,拉着毛泽东的手说:


  “依我看,你现在的字是才气有余,功力仍感不足!润之,还是要从练楷书开始。楷如立,行如走,草如奔。你还站不稳,又怎么能走和奔呢?”


       自此以后,毛泽东和孙俍工先生经常切磋书法技艺,话题包括当时的帖体碑体之争。期间毛泽东研习过隶书和唐宋名帖多种,甚至包括宋徽宗的瘦金体。因他崇拜康有为,所以也认真练习康有为提倡的北碑书法。


        毛泽东毕生爱好书法。中年以后,毛泽东书法已汇合百家而自称一体——即毛泽东体。


  毛泽东作为一位极伟大的书法家,早就学有渊源,是当之无愧的!


4、


        1918年2月19日,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友会职员会议上提议继续办夜学,并获通过。


  3月2日,他草拟了《第一师范附设夜学招学广告》,提出,新学生愿入夜学者,不论年纪大小,认字多少,均可报名,听课不收学费且发给讲义。


  3月3日,他主持召开夜学前任职教员会议,确定本期夜学职教员组织。他本人兼任夜学“管理”。


  3月17日,新一期夜学又开学了。学校附近工厂的许多工友都认识毛泽东,亲切地称他为“毛先生”。


  通过办工人夜学,毛泽东与城市人有了广泛的接触,并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时,也取得了同工人接触和联系的初步经验。


5、


       1918年3月,湖南一师请上海《教育》杂志主编李石岑来校讲演。


  李石岑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位游泳专家。毛泽东知道了这一情况,就邀请李石岑先生到湘江为同学们教授游泳技术。


  3月时天气还很凉,大家还都穿着棉衣。李石岑先生下水做示范,毛泽东等人也都跟着下了水,一直游了三四十分钟才上岸。


  岳麓山下刘家台子是蔡和森的家,当年也是毛泽东等一批有志青年聚会的地方。他们这些杨怀中先生的学生,有着共同的理想,所以他们在一起议论的中心问题,往往是如何才能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杨怀中先生多次教诲学生,人贵有志,“人患无肯立志身,精神一抖,何事不成。”而理想则是立志的基础,树立了根本的理想,才能“立志”。杨怀中先生曾经说过:


  “人者,有理想之动物也。人生的目的在于实现理想。”


  在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中间,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无数次的讨论,“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到目前已经成为一个迫切讨论的核心问题了。参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15人左右。他们这些人遇到一块儿就讨论,讨论的次数大概也有百次以上了。但他们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这么突出,这么迫切!


  既然自己的品行要改造,学问要进步,求友互助之心早已“热切到十分”,何不有一个正式的团体,为大家的互助提供一个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呢?“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和孤独的生活之非。”如此,应该有“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再者,“诸人士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先生总是告诫大家要有一种奋斗的向上的人生观。为不负先生的殷殷之望,组织一个小团体,不是可以更好地奋斗向上吗?


  他们终于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毛泽东根据大家酝酿和讨论的结果,提出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于是,他和蔡和森、萧子升就发起组织新民学会。


  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的提议一出,“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


  要成立团体,首先得有章程。毛泽东开始起草会章。萧子璋(诗人萧三)在日记中记载:


  3月31日:“二兄萧子升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会云。又述润之等赴日本求学之计划。”


  4月8日:“接二兄手书,力主予出洋,付来润之所重草新学会简章。”


  4月13日:“夜润之来。明日新民学会开成立会。”


  萧子璋在1917年秋回到长沙,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教。


6、


       1918年4月14日,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踏着轻松的脚步,兴致勃勃地来到岳麓山下刘家台子蔡和森的家里。


  新民学会成立会议将在这里召开。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陈绍休、萧子璋、邹彝鼎、张昆弟、陈书农、邹蕴真、周名弟、叶兆桢、罗章龙、李维汉。


  以上14人中,除罗章龙是第一联合中学的学生外,其余都是第一师范的学友。最初的会员共21人,另有7人因各种原因没有到会,他们是:


  陈章甫、周世钊、罗学瓒、熊焜甫(光楚)、曾以鲁、傅昌钰、彭道良。


  何叔衡“自愧年老才退,不配与20岁左右的青年为伍,所以提出不入会。”后来在毛泽东的动员下,还是加入了新民学会。


  萧子璋后来回忆说:


  毛泽东在他起草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中,谈到新民学会创立缘起时写道:


  “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大家都是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怀中先生的宏论,做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成立会从上午11时开始,首先讨论会章。人们在屋子里,在河滩上,讨论学会的宗旨、名称、章程。”毛泽东首先向大家作了说明和解释,以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平常一样,他的话语浅近、扼要、深刻,意思新颖、明朗、透彻。”


  萧子升不赞成发动巨大的激烈的变革,主张点滴的、温和的改良。


  “会章系彝鼎、润之起草,条文颇详。”毛泽东在起草时,起初写入了他主张大同之世,主张大抵抗、大斗争等内容,但“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人赞成子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只好服从大家了。


  会议通过的会章将这个团体定名为新民学会,据萧子璋的解释,这是“取‘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的字样,有一种反对旧制度,主张革新,为人民的意思。”


  [ 会议表决通过的会章共有11条,其条文摘要如次:


  “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会员对于本会每年负一次以上的通函之义务,报告自己及所在地状况与研究心得,以资互利;凡经本会会员5人以上之介绍及过半数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会员有不正行为,及故违本简章者,经多数会员之决议,令其出会;会员每人于入会时纳会费银1元,每年纳常年费1元;本会设总干事1人,综理会务,干事若干人,协理总干事分理会务,任期3年,由会员投票选充之;本会每年于秋季开常年会一次,遇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本简章不适应时,经多数会员决议,得修改之。”


  会员守则:“1、不虚伪;2、不懒惰;3、不浪费;4、不赌博;5、不狎妓。”]


  其中,不懒惰这一条,是由萧子璋提出的。


  “大家推毛泽东同志为总干事。他本是学会的发起人,组织者,但他谦虚地只同意做副干事。”因此,会议又推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陈章甫任演讲部主任。


  萧子升聪明好学,成绩一向很好,能写诗、赋文章,又能写一手好字,其品德也一直为湖南一师的师生们所赞许;他和毛泽东有共同的志向,治学态度和品行修养也多所相似或相近,同为杨怀中先生的得意门生。杨先生曾经把他列在他在长沙几千名学生中的第一位,蔡和森列在第二位,毛泽东列在第三位。


  下午5时,会议结束。“斯时,天气晴朗,微风掀拂江间的碧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会章中没有提出远大的革命目标。所以有的会员说,这时的新民学会只“不过是少数读书人一种读书团体。”


       4月,周南女校的向警予和少数女教师女学生也加入了新民学会。毛泽东曾到周南女校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欢迎女会员。


  一天,毛泽东应邀到一位家境富裕的“新民学会”朋友家里去作客。正在大家高谈阔论的纵兴交谈中,这位年轻主人突然停下他们谈论的政治话题,叫来仆人,吩咐他去买猪肉,并交代说是什么价格和要买什么样的猪肉。


  毛泽东以为,这位朋友竟然违反同学之间的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的约定,以琐事干扰大家谈论中国前途大事。他感到极为庸俗,遂自行起身离去了。从此,他再也不和这个富家子弟来往了。


7、


       5月10日,因毕业在即,毛泽东将他担任总务的一师学友会“一切会金、器物、图书及簿据等,移交审计喻恒、皮文光二君,代理保存”。


  在移交会务的同时,他还对未来的会务工作提出了建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扩充会务经费,用以购置图书杂志、办夜学、救济失业穷民,为筹备学友会独立会所,联络毕业同学,以谋全省教育之研究及发展;二是学友会加设交际部,“谋内外之连络,通新故之情素,图理论与经验之结合”。


  最后,毛泽东诚恳地对喻恒、皮文光说:“今愚等将去矣,惟有望后来同学诸兄,竭力以图其成而已”。


  毛泽东还向喻恒、皮文光二人提供了自己草拟的交际部细则七条。


  1918年4、5月间,湖南第一师范就被北洋军军阀张敬汤部所占领。他在学校内驻扎了一个旅的兵力,学校只好被迫停课,学生大部分离校。此后一师学友会的活动也告一段落。


8、


       毛泽东也决定趁机离校,进行第3次出游。


  此行他同蔡和森一起,从刘家台子出发,徒步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游历半个多月,观察民风民情。


  蔡和森回来后曾对对家人说:


  “这次游学虽然身无分文,但润之会写字,替人写横幅对联,人家就给点酬金。我俩在‘见人说话,遇事帮忙’的八个字之下,得益不少。我想,只要乐于助人,走遍天下就不难了。”


  新民学会成立后,大家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会员出省、出国学习问题。因为会员大多数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地施展他们的抱负?他们不满意湖南这个闭塞的地方,他们认为湖南交通不便,政治文化又比较落后。所以,大家不愿意“堆积”在湖南一地,他们要分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去考察,去开辟一个方面,去打开各方面的阵地。


  不少会员认为应当去日本留学,因为,“日本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先生组织兴中会、同盟会和武昌起义,都受到日本的影响。其次,日本是东方和西方科学文化的桥梁地带,维新早,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早。”


  不久,会员罗章龙即决定先行去日本留学。


       罗章龙去日本留学,可是他的家庭经济困难,毛泽东、何叔衡和新民学会的会员就一齐筹资资助他安顿好家。


  临行前,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北门外平浪宫聚餐,为他饯行。


  毛泽东亲自到码头为罗章龙送行,当面交给他一个信封,说内有诗相赠。这就是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的一首七言古风,题为《送纵宇一郎东行》。


  诗云: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秭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毛泽东在诗的后面,又另附临别赠言:“若金发砺,若陶在钧,进德修业,光辉日新。”


  但是后来,罗章龙一行到达上海,恰逢5月7日,这一天正是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日子。“忽闻东京发生日警迫害中国侨民风潮”,殴打中国的爱国学生,驱赶迫使中国学生们回国。


  于是罗章龙一行决定暂停东渡,最终没有成行。


9、


       1918年6月,因为北洋军依然强占着湖南第一师范的校舍,学校只得提前放假。


  这时,毛泽东也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从而结束了他后来说自己读了“6年孔夫子,7年洋学堂”的整个学生时代。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


  “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渡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这正是:提兵布阵试牛刀,乱世学子称毛奇。


  东方翁曰:


  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成员“多数赞成子升”的情况下,以少数服从多数,忍痛对会章内容“颇加删削”,删去了他所主张的立大同之世、大抵抗、大斗争等等主要内容。毛泽东说自己既有虎性也有猴性,这可能是毛泽东在他一生中第一次体现出其个性中的猴气,应该说这是一次理智的服从。


  将大目标藏之于胸,待时而发,乃是成大事者必须具有的胸襟。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者是也。


[附录] 毛泽东向孙俍工请益书法


       “孙先生!我今日找你还有事呢。”毛泽东说,“一是向你借书,二是向你请教书法艺术来的。”


  “润之不必客气,请吧!”孙俍工说着把毛泽东引到了里间书房。


  宽阔、整洁的书房真是琳琅满目。除了案头堆着小山似的书稿外,四壁挂满了名人的书画。靠窗墙上,一边贴上他自临的王羲之《兰亭序》全文,写得千姿百态而又古朴端庄;一边却是写的两首伦书诗。那第一首是——


  从来书画本相通,首在精神次在功。


  悟得梅兰腕下趣,指上自然有清风。


  那第二首写道——


  独能画我胸中开,岂能随人脚后尘。


  既学古人又变古,天机流露出精神。


  毛泽东看了频频点头。因又高兴地问:“原来孙先生写的也是行书?”


  “是呀!”孙俍工反问道,“我看了你写的也是行书?”


  “正是。我觉得行书连笔带草,容易入门,就习行书了。我还想习草书呢。”


  “你这看法可不一定对,润之。”孙俍工纠正说,“其实,行书比楷书、隶书都难。你想想,变化那么多,写起来却不能停顿,是在行笔中完成那么多笔锋的变化的,不容易呀!”


  毛泽东听了微微一怔。又问:“这行书的格局可有不同?”


  “当然有呀。”只见孙先生指着自己的一幅行书说,“兼真者谓之‘真行’,“真行’近于真而纵于真,如拙笔便是;你那字,润之!依我看,却是‘草行’,带草之谓也。‘草行’要写得近于草而敛于草,才为上乘。”


  毛泽东听得瞪大了眼睛,他感到这个年纪和自己相仿的老师,这方面的知识可比自己多得多了。孙俍工又接着说:“其实,不论真行、草行,都要做到行笔而不停,着纸而不刻,轻转重按,如水流云行,无少间断,方能永存乎生意!”


  毛泽东频频点头说:“这就是了。这行书变化如此之多,但不知可有章法可循?”


  “有呀!”孙俍工说着在案上铺开一张笺纸,又从笔架上取出一管狼毫,“润之,你过来看呀!”


  毛泽东凑过身子,只见孙先生坐端正了,飞快地写道——


  疏密大小长短粗细浓淡干湿远近


  虚实顾盼错落肥瘦首尾俯仰起伏


  孙俍工写到这里,插好了笔,说:“这就是了,二十八个字呀!”说着把这页笺纸递了过来。


  毛泽东恭恭敬敬地把这“二十八字诀”接在手中,又端端正正地折叠起来,揣入衣袋之中,然后起身告辞说:


  “与师一夕话,胜读十年书。孙先生,感谢您了!”


  “快别客气,今后我们兄弟相称吧。润之,你还大我一个月呢。”孙俍工起身相送时,又亲切地拉着毛泽东的手说,“依我看,你现在的字是才气有余,功力不足咧!润之,还是要从练好楷书开始。楷书是基础。基础打不牢,怎能写好行书呢。打个比方:楷如站,行如走,草如跑。你站不稳,怎么能走和跑呢。”


  毛泽东果然听从了孙俍工先生的劝告,临起楷书字帖来。平日批改学生作业和给朋友写信,都是一笔不苟的楷体;读书所作笔记和书页天头所作评语,也都是写的蝇头小楷。孙俍工看在眼里,心中暗暗高兴。毛泽东前来和他研究书法的次数更多了。二人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毛泽东的革命理想当然是谈得最多的话题了。劝导


  一个星期日,孙俍工早早来约毛泽东,二人散步到一个僻静处所,孙说:“润之!我有句话要劝你呢。想了好久,不知该不该说?”


  “孙先生是我的老师,有话快请说吧!”


  “润之!你那革命的理想,自然是好。但是,它目前还不符合我国的国情,是不能够实现的啊!”


  毛泽东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先生何以见得呢?”


  “唉,这是我的亲身体会呀。想早年的五四运动,我是始终参与了的。当时我是高师学生代表,散发革命传单,火烧赵家楼,哪一样我没有走在前头!也是满腔热血,敢说敢写,具有大无畏的理想与行动,当时人家都称我‘孙大炮’。可是后来我才看到,这还不能扫清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达到建立自由、理想国家之目的!”


  “那么,先生的意思呢?”


  “只有提倡平民教育!惟其如此,才能提高国人之文化,武装国人之头脑,实行科学与民主,富强我自由之中华!”


  “孙先生,你说的有一方面的道理。”毛泽东辩论着,他列举了种种理由,说明革命在中国终会成功,共产主义的理想在中国必定实现。


  “哦,哦,”孙俍工含糊地答应着,“你说的好像也是啊!那让我再想一想吧。”


  第二天,孙俍工写了封信给毛泽东。拆开一看,那是一首词,是对毛泽东进行友爱地劝导的。这首词的全文现在已经无从觅到了,只有那结尾的两句,却辗转相传,保留了下来。那就是:“……急回首,莫待明天。”


  毛泽东当下仔细看过。紧蹙的眉头不一会也就舒展开来了。他知道,孙先生是那种爱国心切,但又有些趋向调和和改良的热血青年。他想,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和发展,孙先生这样的人是终会彻底觉悟的。


  孙俍工和毛泽东的交情,却仍然一如既往。毛泽东除了照旧去听孙先生的讲课以外,还每每将所写的字送去请教。他是极为勤奋用功的人,加上资质颇高,很快就写得一手出色的“行草”了。孙先生常向其他同事夸他说:“聪颖如毛润之,实为少见!闲来学书,一经点化,便能挥洒自如,笔底飘逸俊秀,且有他自己的风格了。”


  毛泽东的书法胸纳万有,浑然天成,极为世人景仰;人们却不知道,毛泽东能写出这一手好字,竟是得力于孙俍工先生。


       孙俍工(1894-1962),原名孙光策,又号孙僚光,湖南省隆回县司门前镇孙家垅村人。曾做过毛泽东的书法教师,与毛泽东有过长期而亲密的交往。


  1916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毕业后到长沙第一师范任国文教员。1922年赴上海任教于中国公学。1924年赴日本入上智大学研究德国文学,1928年回国任复旦大学教授,,1930年任中文系主任。1931年与夫人王梅痕再次东渡,因九一八事变旋即回国,到南京国立编译馆任人文组编译,两年后辞职。抗战爆发后到成都任中央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华西大学教授。不久迁居重庆,被聘为监察院参事,1944年被解职。


  解放后先后在四川教育学院、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校等校中文系任教,被聘为湖南省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委会委员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研究员。


       罗章龙(1896年11月30日—1995年2月3日),原名罗璈阶,湖南浏阳人。1912年入长沙第一联合中学就读,1915年入读长沙长郡中学,与同在长沙就读的毛泽东结为好友,被称誉为“管鲍之交,后无来者”。1918年4月14日,他与毛泽东、蔡和森等12人共同发起成立“新民学会”,成为学会的领导者之一。1918年夏,与毛泽东同赴北京,8月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19年参与五四运动,在火烧赵家楼中身先士卒。


  1920年初,他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10月,他经张国焘介绍入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1月加入北京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来,他任中共北京大学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书记部主任,中共北方区委委员。1921年,他参与创办《工人周刊》。同年11月,他参加领导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1922年,他参与领导了长辛店铁路工人八月罢工和开滦五矿工人十月罢工。1923年2月,他参与组织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并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同年6月,他在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局委员。会后,他任中共中央会计,和陈独秀、毛泽东等人负责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是中共早期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在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上连续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或中央候补委员,是中共第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后,历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


  1931年初,围绕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他策划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一次“大分裂”后,被开除出党。


  1934年起,任河南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建国后,先后在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任教。先后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9年起,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1995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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