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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政治与经济博弈:中苏工业化道路对比(图)  

2017-07-11 06:50:18|  分类: 观察与思考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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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强的政治力量在强制经济的进程中,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及范围内奏效;然而,在长远的历史中,经济将以其自身的力量摆脱过分的政治强制,走出自己的道路。


政治与经济博弈:中苏工业化道路对比(图) - 柯云路 - 柯云路的博客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对于经济落后的中国,工业化无疑是民族、民主革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历史潮流。在中国,自然是共产党承担起了工业化的任务。

因为这是一个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纲领的政治力量,它必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而在实施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由于它所处的国际、国内背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工业化过程必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显著特征:

一,由于世界已经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形成了两极世界,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工业化是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开始的。这是一个对其有着重大影响和制约的大背景。

二,正是在两极世界中,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工业化进程自然而然地依靠了苏联的经济援助。这对于既缺乏资金又缺乏技术且急于工业化的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从历史的角度讲,苏联在当时做出的援助对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进程无疑是响亮的一笔。

三,也正因为处在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国际环境中,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工业化过程始终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压力。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中国广大的国土上都洋溢着高涨的反帝气氛。

“抗美援朝”这样的历史事件虽然就现在看来与很多偶然因素相联系,与当时的金日成及斯大林的秘密策划相联系,但究其实,是东西方世界对峙的产物。中国介入了朝鲜战争,实行了“抗美援朝”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无疑使中国处在了对外战争的状态。

中国共产党当时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实行的是战时的经济政策,这对于随后的工业化过程中强化在经济领域的国家行为无疑给予了足够的诱导和鼓励。想一想当时全国上下节衣缩食、奋发劳动、无保留地支援“抗美援朝”前线的广泛社会激情,就能够想像共产党人在这里汲取了多大的“以政治号召经济”的自信心。

四,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是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的,它的工业化必然是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由此,我们就会非常清醒地看到它当时在国内面临的现状。

因为它取得了政权,掌握了国家,土地、矿藏、河流及森林为共产党所掌握的国家所有,这是经济上的最大资源。而对官僚买办资本的直接剥夺,使它有了最初的一点国有化工业。这都是共产党当时可以直接掌握的经济力量。

当它作为国家的管理者面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时,面前还有着三大部分经济版块。一个,就是已经得到或者将在土改中继续得到土地的数以亿计的个体农民。一个,是有一定数量又为数不多的手工业个体劳动者。还有一个,就是在整个民族、民主革命中被共产党人视为同盟军的民族资本。

社会主义性质的工业化进程主角人物是共产党,它此刻所做的事,是将战争状态转化为建设状态,将夺取国家变为建设国家,将政治上、军事上的征服转化为经济上的征服。而经济上的征服,在如此的经济现状中展开,自然而然就表现为“一化三改”的总路线。

正像毛泽东在《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一重要批示中指出的那样:“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应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89页)。

这条总路线就近代社会一般民族主义潮流而言,可以注释为工业化纲领。而就中国社会主义而言,其实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运动在经济领域或者说在所有制领域的一个征服。

毛泽东曾在195310月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119页)

紧接着,在同年11月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又一次谈话中,他又继续指出:“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斯大林说,生产关系的基础就是所有制。这一点同志们必须弄清楚。现在,私有制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都是合法的,但是私有制要逐步变为不合法。在三亩地上‘确保私有’,搞‘四大自由’,结果就是发展少数富农,走资本主义的路。”(《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123页)

看清楚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业化过程的社会主义性质,看清楚这个工业化的过程一方面表现为扩大国营企业,另一方面表现为对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民族资本的社会主义改造。而社会主义改造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使农业、手工业和民族资本的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国有化。

这样说或许太绝对,那么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说法,就是将这三个方面在越来越深的程度上纳入国有化经济的领导、支配、干预和计划之中。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方面是在苏联的援助下扩大已有国有经济的规模,另一方面就是对农业、手工业和民族资本实行改造。

这一经济上的征服,当时自然而然成为中国历史上这个无与伦比的巨大政治力量的不可遏制的行为。

政治与经济博弈:中苏工业化道路对比(图) - 柯云路 - 柯云路的博客

 

五,当我们站在今天回顾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改革时期已有的经济格局中回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就会非常清楚地看明白共产党人何以能够完成那个并非容易的经济领域的社会变革。这是一个不无风险的社会变革,共产党人当时凭借了它在方方面面的巨大优势:

第一,凭借了它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所建立起来的巨大威望与信用资本。

第二,凭借了与共产党在全民族中建立威望的同时形成的毛泽东个人的领袖威望,这种威望从某种程度上讲,还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个人崇拜深刻联系,有着广大的潜能。

第三,凭借着它领导并发动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这一民族英雄主义行为的号召力。

第四,凭借着土改过程中将土地分给农民所形成的信用和感召力。

第五,凭借着使中国为数不多的产业工人走出失业的困境、提高了就业率、提高了社会地位所形成的阶级感召力。

第六,凭借着对大量知识分子的团结、安置、发挥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用所形成的对知识分子的感召力。

第七,凭借着争取来的苏联经济援助,这在当时无疑也是团结、号令全国不同社会阶层的一个重要资本。

第八,凭借着将在明天的中国实现的共产主义蓝图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共产主义的前景不仅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直接吸取了逻辑的力量,给予中国的知识界以思想上的影响,它在实际中无疑借助了苏联在当时已取得并显示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影响。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种辉煌的憧憬在一穷二白的中国,在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度里,形成了一种天堂就在眼前的光明前景。

从城市到农村,广大民众无不通过共产党层层组织的宣传,受到这个蓝图的吸引。百里聚会围看一辆拖拉机的农民,无不憧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

第九,凭借着共产党自身所具有的巨大政治和军事的组织力量。这个组织力量是令人惊叹的。特别是它携带着当时特有的种种锐气,表现出史无前例的进取精神与组织效率。这在涣散了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上是无与伦比的一个结构,它的有效的系统与神经网络触及到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落。

正是凭借着上述优势,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总路线中改变所有制这样一个实质性的社会变革。它支出的是曾经具有的巨大政治资本,当这个进程发展到随后的公社化乃至更极端的阶段时,我们难免会说,共产党在这样的经济变革中,还“透支”了它的政治资本。

六,客观地说,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化三改”过程,特别是它所领导的农业的合作化过程,并没有表现出过分勉强和生硬的政治强制性,而这种过分勉强和生硬的政治强制性在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过程中曾经比较惨烈地出现过。

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民战争中起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政治家们无疑比斯大林更了解农民,他们对广大农村的政治领导也远比苏联当时的共产党更有效得多。在整个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是很多地方的农民以比较热烈甚至十分热烈的方式加入了合作社。

然而,如果深究农民行动的全部心理背景就会发现,这里一方面确实存在着生产合作的实际需要,无论从耕作、从水利、从使用机械,到后来的推广农药、化肥等等,另一方面,也深刻表现出了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急于一天富起来的盲目冲动。

在中国这个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的落后国家中,全民上下(包括广大农民在内)都缺乏经济上的现实主义。这一点我们将在随后对公社化等历史阶段的分析中着重剖析。

七,“一化三改”的基本路线,就其“三改”而言,也就是对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在1956年就基本完成了。但是,这种经济领域的社会变革以及社会主义的征服其实还有继续推进之意。

正像毛泽东在19572月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年版,第374页)

可以说,社会主义改造是共产党在经济领域内、所有制领域内进行的一场革命,是一种征服,是一种占领,它本身是一种趋势,是一种潮流。

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社会力量及社会利益所汇成的社会潮流,都有着无限推进的本能。这种无限推进的本能之所以常常又表现为有限的限度,是因为这种潮流有它的外部环境,有它与其他力量的力量对比。判断这个力量的对比和界限,常常是这个社会潮流的思想家及战略家自觉或不自觉的事情。

如果广大农民一天之内就纷纷拍手,都要求加入合作社,那么共产党所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可能远比当时更快地完成。如果广大农民表现出比当时更多的消极、动摇与怀疑,那么,共产党所领导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也可能要大大地放慢步骤。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与广大农民之间经过反复商讨签定的一项契约。双方的利益、意志和力量都体现在这个契约之中,也体现在这个契约的形成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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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随后中国农村所推行的公社化运动中,上面所说的那个含有推进之意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时,界限偏离合理性的距离更加明显了,广大农民最终表现出的生产劳动的消极性表明了他们潜在的不满。

而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中国农村的政策更进一步向极端发展。

当“农业学大寨”运动不仅剥夺了“自留地”等一切带有农民个体形式的经济成分,还几乎剥夺了农民在个体生存上的一切自由空间时,所谓“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文化大革命口号既注释了当时政治上的极端纲领,也注释了当时在经济上的极端纲领。

今天,回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历史,使得我们在瞻前顾后的全过程考察之中,对于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的性质及其规律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当农民放下锄头,袖手蹲在大寨田旁,聆听各种政治口号训导时,那一片麻木不仁的劳苦面孔,注释了一个经济及政治纲领中所含有的不合理性。不合理的社会契约常常有一方不愿遵守。而只要有一方不愿遵守,这个契约必将流产。

九,社会主义改造对于中国大概是必要的,然而其进程在不同阶段有其自身合理性的度。将社会主义改造的纲领变成一个极端的纲领时,先是公社化,后是文化大革命的经济政策以及政治政策,最终导致的是破解。

极端化的破解孕育出的就是今天的改革。

无论是工商业中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存在,还是农业中的分田到户,这一切改革中推出的新经济纲领作为几十年社会主义运动的结果,让我们对比着回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起始。历史深刻地说明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个变革中集中与反集中的力量对比及其合理的界限。

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关系、一切格局都通过有形的或无形的契约结构在一起。一个适宜的经济纲领或政治纲领表现为与社会上各阶层、各利益集团之间合理的契约。永远没有一厢情愿的事情。

十,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最简单化的一些反思。

有人说,如果中国当时不搞公社化,大概会好得多。更有人说,如果当时合作化只停留在初级社的阶段,而不盲目求大、求高,搞高级社,是否我们的农业发展会好得多?

这是纸上谈兵的反思。依然是一派善良的意愿而已。

历史并不这样思维。历史的所有格局是由不同的社会力量相互界定与平衡出来的。

倘若共产党当时没有那样高的信用与号召力;倘若当时没有“抗美援朝”形成的国家战时经济的行政权威及其后效益;倘若没有当时苏联给予的经济援助;倘若中国共产党没有其共产主义远景的蓝图;倘若共产党没有那样巨大的政治组织力量;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大概不可能那么搞,也不可能那样顺利,更不可能给了共产党继续搞人民公社的自信。

正因为那一切“倘若没有”的因素都有、都存在,当时“总路线”的出现与贯彻就是必然的,作为历史来讲是无可非议的。对任何力量、任何利益所汇成的任何社会趋势,我们都只有在与其他力量的相互界定中确定它的边界。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改造到今天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革,在这几十年中,就生产关系而言,我们看到了不同经济成分的相互矛盾与斗争,看到了不同所有制成分的相互矛盾与斗争,也看到了计划经济绝对扩张的趋势与市场经济绝对扩张的趋势的相互矛盾与斗争。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种矛盾斗争有其自然的、合理的界限,有其合理的相互关系。

十一,在共产党内,特别是领导集团内,对于这种矛盾斗争一直有着感应。

合作化时期,就有激进与保守的差异与分歧。后来公社化时期,又有冒进和求稳的差异与分歧。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又有主张“三自一包”和反对“三自一包”的差异与分歧。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有坚决割“资本主义尾巴”和宽容“资本主义尾巴”的差异与分歧。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主张责任到户、包产到户与反对这些改革的差异与分歧,还有主张外资进入和反对外资进入的差异与分歧,有允许民营企业出现和反对民营企业出现的差异与分歧。

这实际上是党内的根本分歧,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说得概括一点,就是接受商品经济与反对商品经济的斗争。

就本质上而言,是整个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本质矛盾与斗争。

十二,总之,文化大革命是反对商品经济的政治纲领的极端表现,而改革是接受商品经济的最完备的纲领表现。

中国共产党作为对中国工业化充满热诚的政治力量,透支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完成了当时的社会主义改造,随后又进行了公社化,再随后,于文化大革命中将其推向极端。正是在这个极端的表现中,原来经济纲领中所隐藏的某种程度的不合理性充分暴露了。

这个不合理性就是对商品经济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排斥,就是用政治的手段来抑制商品经济的顽强力量。超强的政治力量在强制经济的进程中,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及范围内奏效,表现出种种干预与调整;然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在根本的性质上,经济将以其自身的力量摆脱任何过分的政治强制,走出自己的道路。

——摘自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极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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